与传统的货币经济学往往关注货币需求分析而忽视货币供给分析不同，国资工智本书重点关注货币供给分析。

后来当其中一些国家（如希腊、委再意大利等）面临金融危机时，它们无法再靠发行本国货币来偿付国家债务（外债），由此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2022年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Dybvig）因其合作的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对理解银行危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次点只是这一模型和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尚未把货币、次点银行和中央银行融于一体，也无法推导出中央银行的最优救助规则。

国家发行的货币可以用来为投资和消费融资，题人同时发行货币的成本是通胀，也是对现有货币持有者的稀释成本。这些努力和经历，央企促使我们完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探寻货币本质的著作。货币如何进入经济的过程非常重要，加快机遇就同企业如何使用发行股票的融资所得一样。

而我们提出的新规则是基于股权，布局中央银行扮演最后救助人角色，布局在危机救助时注入新股权，因此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如美联储在救助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在伦敦经济学院，国资工智我们都曾有幸与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Goodhart）、国资工智默文·金（MervynKing，后来曾任英格兰银行行长）、马赛厄斯·德瓦特里庞（MathiasDewatripont，后来曾任比利时中央银行副行长）、奥利弗·哈特（OliverHart，2016年诺奖得主）、马丁·黑尔维格（MartinHellwig）、清泷信宏（NobuhiroKiyotaki）、约翰·穆尔（JohnMoore）、申铉松（Hyun-SongShin）等就货币理论、国际金融和政策实践有过深入的交流、讨论与合作。

中央银行在考虑是否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时，委再需要权衡长期通缩成本（由微观层面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债务重压所致）和潜在的通胀成本（由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Ⅹ货币的本质引致）。

次点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哈耶克都没有分析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作者帕特里克·博尔顿为伦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题人黄海洲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金融学教授。

我们构建的这个新的共同微观基础就是货币即国家股权，央企分析工具为合约理论。帕特里克·博尔顿、加快机遇黄海洲/文我们两位作者相识于30年前的伦敦经济学院（LSE）。

按照传统的中央银行在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LenderoftheLastResort，布局LOLR）救助法则（白芝浩规则，布局Bagehotrule），中央银行只对有流动性风险而非破产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提供救助，要求其提供优质抵押品，并收取较高利率。这就像一个公司如果面临好的成长机会，国资工智发行的新股票可以提升其价值，促使股价上涨，而如果没有好的成长机会，发行新股票就会导致股价下跌。